响石潭

　　中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于战国至两汉时期，《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专著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汉代以后的医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又逐渐充实和完善了这一理论体系。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战国以降，社会的急剧变革和学术的百家争鸣，为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文化氛围。此时，古代医家也加速了对人体自身奥秘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力图将医学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他们在吸收了诸子学说中的精华部分，在医学实践与解剖学成就的基础上，创立了藏象、经络、气血津液精神等学说，并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创立了六淫致病学说；同时又将古代哲学的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引入医学领域，作为方法论用以阐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断和防治。于此建立起中医学理论体系。

　　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生产水平的提高。因而在西周时期形成的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在战国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与农业相关的科学技术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天文、历算、物候、农学、植物学、矿物学以及冶炼、酿造技术也有诸多创新，这些都对中医学的体系结构的构筑产生一定的影响。战国时期，在哲学思想方面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道、法、墨、兵、阴阳等诸家。各家在哲学思想上展开了争鸣。这一有利的文化氛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儒家提倡的道德观和进取精神，对古代医德的形成有较大影响。道家关于世界本原与生命起始的探讨，关于精、气、神三者对生命的重要意义以及养生理论的阐述，对中医学的生命观有着深刻的影响。战国时期的邹衍，开始把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联系起来，用以解释各种自然与社会现象。殆至阴阳与五行两种学说渗透到中医学，便弃抛了其解释社会的内容，而作为方法论用以阐释人体的生理、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从原始社会医药的起源，到战国时期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古代医药学家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学知识，并将此总结、升华，建立起一些医学理论雏形，为战国以后医药学的发展及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西周时期，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较深刻，并能为疾病确立专门的病名。《山海经》就记载了38种病，其中有固定病名者23种，并记载了动物药、植物药及矿物药共124种(薛愚《中国药学史料》，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早在殷商时期，药物就相当丰富，不但发明了酒及汤液，而且应用了治病的“毒药”。春秋时期，治疗技术也有所扩展。如《左传》记载，秦国名医缓曾说：“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说明当时攻(灸疗)、达(针刺)、药(药物治疗)已是医生常用的治疗方法。阴阳五行学说的萌生以及专业医生的出现，为医学理论的初步形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如《左传》记载秦国名医和给晋侯诊病时提出“六气病原说”：“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用以解释疾病发生的原因，已勾画出中医病因病机理论的雏形。因此，可以说这时的医学理论，已处于萌芽阶段了。

　　战国时期，由于专业医生如扁鹊等的大量出现，医学知识有了快速的积累。对疾病已有了一定的诊断方法，《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诊病已能“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说明“四诊”方法，这时已基本形成。治病方法也有很大进步，除发展了药物、针灸、导引等丰富多彩的治病方法外，还产生了利用情绪变化治病的精神疗法，《吕氏春秋》 就记载了文贽用激怒的方法治愈了齐闵王的忧思病。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批医学资料中，有一卷帛书《五十二病方》，记载了103个病名，涉及到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并记载了药名247个，药方283个，说明战国时期的医药水平已有很大提高。尤其可贵的是，该书记载了同一疽病，因证不同，治疗有别，体现了早期的辨证论治思想。

　　医学知识的大量积累，客观上需要整理、总结，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加之社会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古代的哲学思想提供了论理方法，因而在众多医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写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

 

　　古人为了探求人体生命的奥秘及生命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先后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观察方法，即直接观察法和整体观察法。

　　直接观察法，就是采用解剖方法直接观察人体。早在原始公社时代，人们通过宰杀动物和战争中掠来的俘虏，对动物和人体内部器官有了最早的观察和了解。这是解剖学的起始，也是人类认识自身的开端。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以及治疗疾患的需要，人们对人体内脏的观察逐渐变为比较自觉的认识活动，并把解剖尸体作为认识人体的一条重要途径，如《灵枢·经水》就有“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的记载。通过尸体解剖，人们不但了解了某些脏器的形态，而且还认识了它们的某些功能。如通过对整个消化道的解剖观察，不但了解了整个消化道的长度、容量——食道与肠道的长度比为1:35(现代解剖为1:37)，胃容纳水谷三斗五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胃肠道的消化功能及其对机体生命活动的意义。在解剖方法的帮助下，《内经》提出了“心主血脉”的见解，认识到血流全身，全赖心脏的搏动。另外，通过解剖还发现了肺、脾、肝、肾、膀胱、胆、脑、女子胞等脏器及其各自所处的位置、相互连接的情况和与外在器官的联系，如认识到肺主呼吸，外通于喉、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