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石潭
医学硕士，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不为良医则为良相。
同学印象
读《冰点2003 呐喊平台》有感 陈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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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全科医学2002级 陈锐 寒假一日，在天府书城偶的一书——《冰点2003 呐喊平台》我一口气读完了一大半。顷刻间，只觉得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在冒气，顿时想大吼一声“我就是农民的儿子”，一瞬间竟然觉得作为农民的儿子好自豪啊，或许是一种自欺欺人，一丝悲凉。 《冰点》是中国青年报的一个专栏。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三届“中国新闻名专栏”的调查中，《冰点》在报纸类里“名列第一”广大读者普遍认为“那是一个为老百姓说话的地方”。 在《冰点2003 呐喊平台》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让农民自己讲话》，作者董月玲。这篇新闻评述的是关于“农民减负代表”的事情。近十年来，我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直接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大都经过各级政府的努力得到了较妥善的处理。但是，也有些事件由于处理不当，各种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并逐渐产生了一些以“减负上访代表”、“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所谓“农民利益代言人”。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下，部分农民与基层政府进行着长期的抗争。于建嵘做过记者和律师，后来到华中师范大学读法学博士，现为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1999年6月，他正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路线进行农村社会调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湖南衡阳县在一个月内就发生3起农民与乡镇政府的冲突时间，感到十分震惊。 于建嵘在衡阳考察过程中这样写到：“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少数农民对基层干部施政行为的怨恨，发展到对体制的不满情绪，应该是一个十分清楚的政治信号。如果执政者不能清楚的理解这个信号，将产生的政治后果则是可以预测的”于建嵘在调查中遇到以为叫做邓仔生的农民。邓仔生上访的原因是要求村务公开，但是村干部不肯。邓仔生说：“我就咽不下这口气，你个小小村干部就逼农民去上访”。于是他和另外一个农民到县里找县长，可是人还没回村，和他同来上访的另一个农民家里就出事了。 “他老婆被人从楼上推到了地上，打的神志不清。群众说，为了上访被打成这个样子，我们必须去医院看。当天去县里，起码有80多人，第二天又去了300多。群众听说省里有人来，就堵车，堵车了干部就会有人露面，这是群众的想法。结果堵住了桥，加上还有本地人，听说这事，都愤愤不平。” “11月‘严打’开始了，要抓我，说哪个捉到邓仔生就奖励500块钱！还吓唬老百姓，凡是去县里看人的都要罚款，都要捉住关起来，强迫去学习班，去学习班就被关被打，还要交100块伙食费。农民没去，政府就出动车子到人家里去捉，大家怕被抓就躲到山里去睡，山里睡了好多人，老人说，这跟当年‘躲日本’时一模一样。他们看我没在家，就抄家，把我家里的东西全都打掉。我堂哥家也被抄了，说他支持我上访，另外还有个堂弟，被打的九死一生，口里流血……” 每每读到这里，我总是觉得有丝丝凄凉。我的心里就替农民喊屈。我时刻记得自己也是农民的儿子。昨天看了一分杂志，杂志上说目前我国目前某些乡镇将政府权力私有化，成了‘掠夺性政府’，这才是三农问题的关键。就拿我的家乡来说，5年前我们县是远近文明的小康县，可是去年却被撤掉了。5年前人均收入达2千元，可是现在500元都没有着落了。究其原因是干部不作为。我们村的村干部平时人都见不到，可是到了收税的时候却一个个都出来了。何谓村干部？在农民的心目中，和封建社会收租子的人别无大样。过去每年镇上都要搞三月会，演大戏，踩高跷，无比热闹。可是，最近几年，三月会却销声匿迹了。这几年连续大旱，村上干部却打麻将热火朝天。村上的公共土地卖了，村办公室也买了，换之是一座大楼在原地拔起，村干部每人一间房，分了。农民心里头那个怨啊，就是没有地方去诉。三年两头，由于收税而逼死街头的农民同胞比比皆是。近年来，有所好转，由于国家明令禁止搬老百姓家里面的家具。因此，干群关系有所好转。但是，干部却又巧立名目，绕过法律收税。国家积极进行西部大开发，划拨给村上一笔款子修公路。可是村干部，却挪用了这笔款子还了贷款。因此，现在村上的路面依然是泥泞不堪，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泥泞路又岂能引来金凤凰？种种情况，农民上访岂不是很正常！但是，我们有些干部却百般阻挠，甚至大打出手。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中国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怎么才能真正得到代表呢？ 今年两会期间期间，温总理指出要在五年内取消农业税收，听到这个消息农民们无比欢欣鼓舞。半个多世纪的共产党领导使广大农民对党中央有了坚定的信任，多年的革命宣传已使人民当家作主的公民权利观念深入人心，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农民一定的经济自主权，文化教育的发展使农民有了作出独立政治判断的能力，现代化的通讯和宣传为农民提供了获取党中央政策信息的渠道。 现在已是新的世纪了，要靠农民自己，要让农民自己说话。看完了《冰点2003 呐喊平台》，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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