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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自身对照是否可以？
对大多数临床研究而言，自身对照还是很不够的。如果不作随机对照的研究，上述种种影响因素不能得到排除，特别是所谓研究者偏差（investigetor’s bias）即研究者主观因素造成的偏差，以及病人主观因素的影响。正是因为自身对照或不设对照的研究不能充分证明某种新疗法的疗效和安全性，才有人提出随机、双盲、对照的研究模式。这样的模式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应用，以至于像《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样的世界一流的期刊，以及许多其他重要的医学期刊，都已经不刊登或很少刊登自身对照的临床研究论文。
4、为什么心脏、肝脏和肾脏移植疗法 没有经过假手术对照的研究证实？
这些器官的疾病严重到使其完全丧失功能时，除了人工器官可暂时替代其功能外，病人的转归无一例外的是死亡。而这些器官的移植成功，尽管成功率不是百分之百，但毫无疑问地延长了绝大多数病人的生命，而且根本地改变了生存的质量。因此，这些器官的移植，自然无需设假手术对照的研究来证实其疗效。
但对于某些其他器官或组织的移植，特别是对于有疗效相当好的药物疗法的疾病，如要证明移植治疗的疗效优于现有的疗法，设严格对照组的研究还是必要的。例如，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和严重甲状腺功能减退，用相应的药物疗法可取得良好的疗效。但如果有人想证实胰岛移植或甲状腺移植疗法的疗效和安全性优于药物疗法，除了与药物治疗作对比，可能还需要作手术本身有关的对照研究。
5、临床试验设计中设对照组是一个重要环节
临床研究的设计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简单的过程，虽然Drazen教授数次提到，设计临床研究时，要提出简单的问题。科学、合理地设对照组，是临床研究的设计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这与研究取得的结果和结论有直接的关系。对一些新的有创性治疗措施的临床试验，应当严肃认真地考虑如何设对照组的问题。Drazen教授说，如果在中国有人经严格设计、实施的临床试验证实像当前黄红云医师开展的细胞移植疗法对像ALS这样的疾病确实安全而且有治愈的疗效，那这样的人也许会成为像当年的巴斯德或科赫那样对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伟大贡献的科学家。因为对ALS和严重脊髓损伤这样的疾病，目前人类几乎束手无策。ALS的年发病率大约是十万分之二，全世界可能有数十万例ALS病人。该病预后极差，大约９0％的病人在症状出现后３－5年内死亡。有人估计美国约有３万例ALS病人，每年新诊断为ALS的病例数约为5000例。如能够证实某种疗法能治愈ALS这样的疾病，当然是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例病人的福音，也是医学科学的重大进展。
但Drazen教授还提到，发明或使用新疗法的人，还有责任对新疗法进行研究和检验，证实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有些新疗法在显示一定的治疗作用的同时，可能还有潜在的甚至可能是严重的意想不到的不良作用。这样的先例已经不少了。我们在考虑是否应当用严格、科学的临床试验来检验某种新疗法时，以及在设计这样的临床试验时，应当抱着客观、公正、科学、严谨的态度。当我们想到给对照组病人作假手术是对病人完全不必要的损伤或伤害时，我们还应当想到，我们治疗组的病人也同样经过具有相似或更大损伤或伤害的途径才能得到这种新疗法的治疗。至于越来越多地在临床上试用的细胞移植疗法，我们不但要从临床上判断其疗效和安全性，我们也要注意研究和证实我们移植到病人体内的细胞的“命运”和状况如何。它们是否生存下来？它们是否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在完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它们能生存多久？它们会不会转化？它们的基因会不会发生突变？这些都需要我们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去研究探讨。Drazen教授还提到，除了设对照组，临床研究的设计方面还有许多重要的方面，如分组要作到随机，观察和评估最好请“第三者”来作，也就是强调“盲化”的重要性。
作为当今世界上普遍承认的科学性最强、水平最高的学术刊物的总编辑，Drazen教授还深情地指出：不是我们科学期刊造就了杰出的科学家，而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科学家对我们科学期刊的信任，造就了好的科学期刊。他由衷地希望中国的临床科研也像基础研究那样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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