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石潭

    同时，1954年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获得成功，推动了社会各界对中医认识的转变。流行性乙型脑炎是每年夏末秋初在某些地区流行的一种急性传染病，西医一直没有根本和特效的疗法。当时这种病的死亡率约在35％到50％之间。(16) 1954年，石家庄市的中医用治疗暑温、暑厥等疗法医好了31个乙型脑炎患者，没有一人死亡。(17) 北京市属医疗单位很快对此加以学习和推广，(18) 疗效很好。据统计，北京市属医疗机构推广中医治疗乙型脑炎后，一年间治愈率达91.8％。

    中央对中医政策的重申与中医疗效的成功，有力推动了中医政策的正确贯彻。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指出：党中央重新强调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关键在于“西医向中医学习”(19)。通过反思前一阶段中医“科学化”走向“西医化”的误区，党中央认识到，发展中医“就是如何通过认真的学习、研究和实践，逐渐使它和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的问题，就是要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它的临床经验，吸取它的精华，去掉它的糟粕，使它逐渐和现代医学科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

    在中央政策的推动下，1954年，北京市卫生局设中医科，加强对中医的管理，并积极改变过去歧视中医的政策。如公费医疗，为了便利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看中医，北京市公费医疗预防实施管理委员会从1955年4月20日起，对各享受公费医疗的单位，分别指定一个中医医疗机构，享受公费医疗人员可以凭原发的公费医疗证，直接到指定的中医医疗机构诊治，办法和看西医相同。(21) 同时，社会各界通过座谈、讨论、写批判文章等形式掀起了对歧视中医思想的批判，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认识到中医不可取代的价值。

    在贯彻“团结中西医”方针上，北京市狠抓“西医向中医学习”的活动。虽然毛泽东1950年7月就发出过“西医向中医学习”的号召，但北京市真正大规模开展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始于1955年。1955年7月，北京中医学会、北京市公共卫生局与中华医学会总会联合举办了西医学习中医班，主要学习中医典籍。到同年12月，北京市有20多个医疗单位成立了“在职西医学习中医研究室”。北京市儿童医院副院长徐政闻指出：“学习中医首先要全面接受，先不要用西医的理论来衡量中医，凡不合西医理论的就认为没有价值。医疗单位要做好学习中医的工作，首先要领导方面重视。另外，要组织热心学习中医的人成立一个学习核心，起带头作用”(22)。在此基础上，北京市公共卫生局于1956年4月成立了北京市西医学习中医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市各系统在职学习中医的工作。学习委员会规定各单位的西医每周可抽出一天作为学习日，以保证西医有充分的时间学习中医。还聘请中医师辅导学习，并且制订制度，对学习有成绩的西医进行奖励。(23)

    1956年9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下成立的北京中医学院开学。同年12月，中医研究院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开班，如此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开办西医学习中医班，在国内尚属首次，(24) 这极大推动了西医学习中医热潮的形成。

    1958年10月，毛泽东在《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并强调“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25) 批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北京市“西医学习中医”进入高潮阶段，在当时全国各项事业“大跃进”的氛围影响下，1958年下半年，北京市西医学习中医也出现“跃进”，有2354人参加各种在职学习班。(26) 学习中医成为群众性运动，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如要求卫生人员“人人会针灸”、“个个具有一般中医知识”，还一度出现抬高中医，贬低西医的现象。(27) 这种狂热的学习中医气氛随着“大跃进”的结束亦有所收敛，到“文化大革命”前，“西医学习中医”逐渐强调群众性学习与培养骨干结合，更侧重培养骨干。1959年6月27日，北京市卫生局局长严镜清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作《关于当前卫生工作的报告》指出：“根据自愿、可能和结合业务的原则，改进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对现有的各种学习中医的班、组，由各单位进行切实整顿。目前主要应集中力量办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28) 1959年、1964年北京市开办了两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尤其1964年5月27日开办的第二期，学员仅23人，坚持少而精的原则，注意保证质量，比第一期有所进步。据统计，到1960年底，西医学习中医人数达3200多人，其中主治医师以上的213人，占全市主治医师总数的20％以上。(29)

    北京市还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医，对中西医结合的认识不断深入。1960年7月11日，北京市召开中医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对中西医会诊、中西医学习、西医学中医等具体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会上将中西医的团结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盖浇饭(即中西医形式上的结合，在理论和医疗方面各自为政)；二是蛋炒饭(即中西医互相学习，在临床上共同治疗)；三是鸡蛋糕(即中西医完全融会在一起)。会议讨论认为，北京市的中西医结合还处在蛋炒饭阶段，需要向鸡蛋糕方面努力。(30) 由此，中西医结合不再停留于空泛的口号和机械的认识上，临床工作有了新突破，在一方、一技、一病、一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上，取得较大成功。1960年，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指出：“中西医团结合作，总结了治疗60多种疾病的有效经验”(31)。尤其中医研究所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某种疾病上表现突出。从过去的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机械结合，发展为共同制定治疗方案、综合运用的有机配合。(32)

    从1954年中央整顿贯彻中医政策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中医的社会地位较前一阶段有了极大提高，北京市的中医得到了阶段性的蓬勃发展。但中西医如何结合，中医自身如何发展等具体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在中医表面繁荣的景象中被忽视，当然，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深入。

    三、“中西医结合”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艰难开展

    “文化大革命”十年，全国各项事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中医事业也不例外。在“科研就是复辟”的声浪中，中医经典著作被当作封建主义的东西来批判，科研工作更无从谈起。(33) 中医人数缩减，中医专家以“反动学术权威”、“走白专道路”的罪名被打倒，到1972年底，北京市中医人数2152人，比1965年减少了1096人。(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