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石潭

    此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大规模开展。1970年，周恩来亲自指示召开了全国第一届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鼓励会议领导小组成员不畏艰险，奋力攀登这座医学上的“珠穆朗玛峰”。在此影响下，北京市先后于1971年5月6日至27日，1974年6月25日至29日，1975年11月11日至14日召开了三次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

    第一次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召开后，各区县各单位普遍组织西医在职学习中医，为2100多名西医举办了61期离职学习班。(37) 同时成立中西医结合病房，建立中西医结合防治研究基地。到1974年9月止，市、区县医院中，已有中西医结合病床近500张。在区县医院或基层医疗单位中，还普遍开设中西医结合治疗或专题研究门诊。

    第二次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进一步将中西医结合推广为群众性运动，掀起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新高潮。许多公社卫生院和医疗单位举办了“赤脚医生”和红医工轮训班，普及针灸、新医疗法和中医药知识。9个区县和12个市属医院举办了脱产或半脱产西医学习中医班。大多数单位利用业务学习时间举办中医药知识讲座、专题报告、学术经验交流及临床带教等活动，还有的举办了西药人员学习中药知识的学习班。根据会议精神，确定市中医医院、友谊医院、儿童医院、宣武中医医院为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基地。(38) 骨干培养也得到发展，一年间，西医学习中医的科主任有182人，占参加学习人数的30％。随着中西医结合运动的深入开展，1975年9月9日，卫生部成立中西医结合领导小组，以加强此项工作的领导。

    第三次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继续推动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到1975年底，有10个区县和12个市属医疗卫生单位举办了短期西医学习中医班，有1100多名西医学习了中医，全市学过中医的西医达3300多人，占西医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科主任、主治医师占二分之一左右，逐步形成一支中西医结合的骨干队伍。(39) 1976年5月，中医医院、中医学校举办第七期西医学习中医班，从农村招收了200名“赤脚医生”和知青。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的中医事业虽相对全国其他地区有所发展，但此时期贯彻“团结中西医”方针是在极大的政治压力与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中西医的一些学术争论被作为政治问题批判，因此在中医政策的实施上，北京市难免缩手缩脚，恪守条文，缺乏结合具体情况的灵活运用。无论是新生中医力量的培养还是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首要的都是政治思想与路线斗争的教育，招收学员不是以医术为出发点，而是过分偏重政治素质，这就使得中医发展表面轰轰烈烈，实际质量却有待考量。

    四、“中西医结合”力量的独立与“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

    1978年9月，中央批准卫生部党组《关于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并发出(74)56号文件，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在发展西医队伍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快发展中医药事业，特别要为中医创造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抓紧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问题。要培养一支精通中医队伍，造就一支热心中西医结合工作的西医学习中医的骨干队伍。”在党中央的推动下，北京市中医事业逐步恢复并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

    此时值得关注的是，中西医结合开始作为与中医、西医并列的一支医药卫生力量，活跃在医药卫生界。1980年5月，卫生部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印发了部党组《关于加强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报告》，提出当前开展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团结和依靠这三支力量，推进医药科学现代化，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学，为保护人民健康，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40)

    北京市积极贯彻中央政策，于1981年7月15日成立了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分会，市卫生局副局长王康久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学会宗旨是团结广大从事中西医结合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开展学术活动，促进中西医结合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促进中西医结合人才的成长与提高。为了加强中西医结合的实践，北京市卫生局于1983年12月确定市第六医院为市中西医结合基地，开展了老年病等中西医结合医、教、研等方面的工作。此后还在北京医科大学设立中西医结合研究所，促进中西医结合的研究。1989年1月，北京市卫生局召开中西医结合研究会，表彰30年来在中西医结合工作中作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教师，推动了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深入发展。

    “三支力量”方针的提出，以及“中西医结合”作为一支独立的医药力量从中医、西医中分离出来，打破了此前片面强调中西医结合，甚至以中西医结合取代中医的局面，为中医享有独立行政权提供了依据。1986年7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由卫生部代管。1988年5月，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中医中药实行统一管理，中医走上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

    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中西医并重”，并将其列为新时期卫生工作的五大方针之一，给中医和西医赋予了同等重要的独立地位。1996年，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要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既要认真继承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又要用于创新，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实现中医药现代化，更好地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中西医工作者要加强团结，相互学习，相互补充，促进中西医结合。”(41) 为新形势下中医的发展做了全局性的规划与方向性的指导。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政策的实施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标志着党对中西医乃至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关系的认识在逐步深入。北京市在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过程中，虽有曲折或偏差，但总的看来是向前发展的，我们党总能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调整和纠正，充分树立了党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卫生事业上的领导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