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打开谷歌看到它的首页图标变了，我居然还不知道今天孔老先生生日呢。今天是孔先生第2560个生日，似乎台湾的气氛比大陆还浓重。

　　前几天看环球说台南北孔庙之争，其中就说到台湾尊孔祭孔的习俗。大陆也有，但更多的是停留在官方层面。至少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回事～即便是在校大学生也是不知道啊～

　　关乎孔子，就响石潭而言似乎除了在小学时候学了“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之外，就再难寻觅孔老夫子的事情了。而课本之上更多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关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知识的课程科目很少很少。即便是有，那也是为了应付高考所谓的“重点”知识而已。

　　这几天我看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书中就讲了现代教育下的学生不懂的思考之类的，往往以考试为目标，缺乏长远规划等。对比自己，响石潭觉得李老师说得很对。

　　孔子思想在现代教育中依然有着重要的作用，有人专门就孔子的教育对现代学校教学的启示一文，转载而来，学习之～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其思想之影响波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而教育则是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终孔子一生，他主要是于教育活动中度过的，他“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它的主要贡献和对后世的影响也在教育方面。”[1]孔子以前，官师合一，治教不分，学术出诸王官，民间没有学术。孔子的作用就在于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将学术下移到平民阶层，使教育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活动，而孔子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独立意义的教师。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价值的颇多，这里选择其中之一二而略加论述。

       孔子教育学生，最强调一个“学”字，即孔子重视学习。这里说孔子重视学习，而不是重视教育。（按：不重视教育，仅是相对于学习而言有程度上的区别，而并非绝对不重视）这里需对教育与学习做一简单的区分。谈到教育，则必有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方的参与，教育活动的进行也是二者行为发生并彼此产生影响的过程，因此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含有一种被动性，而其自身的积极主动性则不能完全发挥；谈到学习，则是学习者单方面的行为，学习活动亦为学习者行为发生的过程，其重点在于强调学习者积极主动性的发挥。学习者涵盖一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而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亦无绝对的界限，二者可彼此转化。孔子所强调的即含有“积极主动性”的学习，而不是含有被动性的教育。孔子强调学习，并非仅对学生而言，也对教师而言。孔子自“十有五而志于学”直至去世，都在不断学习，可为教师的典范。另外，孔子不仅重视“学”，而且提倡“博学”。孔子不仅一次讲“博学”，如言“博学于文”、“博学而笃志”等等。其强调博学的目的在使每个人成为通才。他说“君子不器”，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孔子重“学”，而其所主张的教育内容为何？孔子育人的内容，可用一言来概括，就是“有教无类”。想要解释“有教无类”，需弄清“类”的含义。后人解释“类”，多以教育对象释之，说“有教无类”就是打破教育对象的限制，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孔子言“有教无类”，固当含有此意。然则若单以此意来解释它，亦欠妥当。此意在孔子的时代来说，可能意义最大，故千百年来人们头脑中形成约定俗成的观念，认为孔子言“有教无类”就这一个意思。实则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类”字，繁体作“類”，《说文解字》：“類，种类相似，唯犬为甚。” [2]由本意引申为种类、同类。由此看来，将“类”释为与人有关的种类、族类，实为有失偏颇，狭隘许多。事实上孔子在此意外，另有他意，即主张教育学生的内容和学生所学的内容也是“无类”的。有人将孔子的教育内容作一归纳：“一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指教学内容包括四个基本方面；二曰：礼、乐、射、御、书、数，是指孔子教学的主要内容；三曰：《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书’ ……” [3]由此可见孔子教育学生的内容非常丰富，并且从不强行分类，决不受“类”的限制。而上面说孔子提倡“博学”，“博学”本身就要求学习不能囿于“类”的限制；并且人们常说孔子育人“因材施教”。而“因材施教”所含的一层意思即在育人时决不能以同一类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而应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而传授不同的内容，亦不能限于“类”。当然，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孔子所主张的内容不免有其局限性，但我们不应以今天的观点来批判它。这是从内容方面来说，一下再谈谈孔子所主张的教育和学习方法。     

       孔子在教育和学习的方法上重点提出一个“行”字，即要求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孔子育人从不将纯主观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也不主张学生学习死知识。读读《论语》便知，其所讲的大都是生活实际中的事，而纯理论性的知识则很少提及。孔子讲“切问而近思”，即主张学生要从身边的事做起。他“是第一个将知行一致的观点，纳入教学过程之中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孔子主张知行并重，知行一致，而更强调的则是行。”[4]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是其最好见证。“强调讷言慎言，敏事躬行，少说多做。这是孔子言行一致思想的核心。”[5]20世纪上半期，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生活教育理论。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是“生活即教育，学校即社会”和“教学做合一”,并且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6]此种思想源于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实际上这种教育观念在两千多年前孔子那里已开其端并付诸实践了。孔子之后两的千多年中，继承此种思想并发扬光大者，亦不乏其人。如宋代的朱熹。朱子虽讲知先行后，然于重要性上则更重“行”。他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7]又说：“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8]《朱子语类》中专辟《力行》一卷，可见其对“行”的重视程度。又如清代的颜元。他主张“离却事物无学问；离却事物而言学问，便非真学问，在事物上求学问，则非实习不可”，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称其为“实践实用主义”，[9]并认为“元之意，盖谓学问绝不能向书本上或讲堂上求之，惟当于社会日常行事中求之。……质而言之，为做事求学问，做事即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此元之根本主义也。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与最近教育思潮最相合。（笔者注：此即指实用主义思潮）。”[10]由此观之，儒家最重力行。所以梁启超又说：“儒家的特色，不专在知识，最要在力行，在实践。……其要学儒者、学孔子之道，不单在知识方面看，要在实行方面看。……真要学儒家道术，是活的，不是死的，只需在此点上用功，并不在多，而且用不着多。”

       总之，孔子重“学”，并提倡“博学”；在教育内容上主张“有教无类”；在学习方法上主张力行。孔子这些主张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有莫大的指导、借鉴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要从今天的教育现状谈起。（这里所说得教育，指学校教育，以下皆然）  
   
       众所周知，教育的主要构成因素无非是人，即教师和学生。而教师和学生之间关系构建的主要途径则为教学。“教学”，分而言之，则教与学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活动，由教师和学生分别担任；合而言之，则又指教师对学生的教学，重在强调“教”上。我们平时所讲的教学，多指后者。而无论那种情况，教学活动都不能离开师、生这两个因素而独立完成，并且都需要经过教师对学生教授这一过程，而这又为学校教育中的主要教学方式。这种方式在学校教育中又可略分为三种类型：一曰“照本宣科”型，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全以书本作为知识传授的途径，而无个人的主见，单纯将课本上的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此种类型，以中小学为主；而大学中这种情况也不少。二曰“半独立”型，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书本为参考，但并不完全依赖书本，而杂以个人的观点和对知识的看法传授给学生。三曰“全独立”型，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完全抛开书本，纯以个人的观点和所学的知识（此种知识实际上已经过个人化，已含有个人的主观性）传授给学生。后两种类型以大学为主。此三种情况，无论那种，其在教学中都存在有共同的弊端。其体现如下：  
    
       一、以书本知识传授给学生，会使学生囿于书本；以自己所学的知识或已形成的观念传授给学生，则会使学生囿于一家之言。其通病就在于使学生的思维囿于一狭窄范围之内。另外，在学校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其积极主动性则得不到发挥。上面说孔子重视含积极主动性的“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也讲内因重于外因，而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在于引导、辅助，传授则次之。此种教学方式的弊端即会造成学生跟着老师或书本跑的结果，而学生自身所具有的积极主动性则不能被充分调动，进而使学生形成依赖性大而自主性小的特点，学生脱离书本或教师不能自立，此为一种死教死学的方式，不符合“活”的特点。我们讲，与人相处则取 “求同存异”的原则；而教学过程中则应“存异而不必求同”。对于教师来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使学生的思想作自由的发挥，不必以书本或一家之言为标准来衡量一个学生所学的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应有开放的情怀、兼容并包的态度，开自由讨论的风气，变革传统教学中“满堂灌”的形式。对于学生来说，学生不应对教师或书本形成强烈的依赖关系。学习贵在自立。何谓“立”？“文章有主即是立”。[12]学生要于学习中“不唯书、不唯师”，思想要自由，精神要独立。别人之所是未必是，别人之所非未必非。作为学习者，要有自己的主见。“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13]只有这样，才能在学习过程中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主动性，发挥自己的作用，才能在教育过程中不会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对书本和老师的依赖性才会减弱。依赖性强的人是不会学有所成的。    

       二、这种以教师传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另一个弊端就在于教学内容也是非常狭窄的。亲自经历过由小学到大学的人，可能会有所体会。笼统地说，中、小学的教学科目以语、数、外为主，这通常被称为“主科”；以史、地、政、理、化、生为辅，这通常被称为“副科”。这些所谓的“副科”，小学教育中虽已有所涉及，但不被列为教学对象，受重视程度很小；中学虽已被列为教学对象，但已分文、理，学生只能就其中之一而学之，并且受重视程度仍不及那些所谓的“主科”。不论是“主科”还是“副科”，它们本身受应试教育的限制，内容都含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小学的教师只能就其中一科作为研究或教学的对象，而对其他科目则很少触及，更谈不上旁通；学生虽把这些科目的大部分都作为学习对象，但其学习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应付考试，这是一种被动的学习，而不是积极主动的学。总之，中、小学的教师和学生不能脱离教学过程中“类”的限制。大学除政治、英语等公共课程外，专业更加细化，教师和学生多只能就其中某一专业或领域做窄而深的学习或研究，而对于其他的专业则很少涉及，亦不免囿于“类”的限制。这种不能脱离“类”限制的教育，姑且称之为“类教育”。教学不能脱离“类”的限制，就不可能做到“博学”，只能算是“专攻”。而这种“专攻”又不是“博学”基础上的“专精”，所以其在质量上达不到“精”的标准。大凡治学者，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做人与做学问相结合，这是从道德方面讲，此不多论；二是博学与专精相结合。所谓博学，凡是有益于身心的东西都应该学。所以要博学，就要打破“类”的限制，不应限于一类知识的学习，也不应限于书本知识的学习，凡是对于改造自我有益的东西都要学，这就意味着学习要深入到实际生活当中去。只有博学，才能触类旁通，进而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专精”。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清代章学诚也说：“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14]当然，博学也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的。另则，“博学”不仅对学生而言，也对教师而言，因为学习者没有“类”的限制。博学的目的有二，分别对于从事学术研究和参加工作实践的人而言。对于前者来说，能够为他们更好地做窄而深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对于后者而言，多学一些经验知识能够为他们更好地解决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三、当今学校教育最大的弊端莫过于其实用性不强，教育与生活脱节。上面说孔子重视力行，他教育学生也是让学生从身边的事情做起，从不脱离实际，所谓“切问而近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现代陶行知大力提倡教育与生活相结合，并亲自办校来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然而，自陶行知以后，很少有人再提及教育与生活相结合，更很少有人去实践这种教育观。实为教育上的不幸。今天的教育不但没能将教育融入到生活当中，反而愈加脱离生活。今天的教育从小学起就开始给学生灌输理论性的知识，也可称之为“死知识”。这种教学方式最明显的特征就体现在教学过程中以书本知识教授为主。小学如此，中学亦如此。大学虽有所改观（不单纯依靠书本），但以书本为主的教学方式并未改变。当然，并不是说书本知识毫无实用性，然而其与实际生活的距离确实拉得非常远。而今人治学，非书不学，非书不讲；而对实用性则避而不谈。教学只重知识的传授，而不重学生实际能力的锻炼。即使学生所学的知识有很大的实用性，然而学生却很少有机会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实践，也就是说学习与实践脱离，对于“教学做合一”中的中心“做”却做不到。并且课堂上的教学内容，究竟与实际有多大关系，究竟对现实的改造有多大作用，也恐怕没人能够说得清。实际上，真正的学问是来自于实践的，脱离实际而讲学问，只能是一种空洞的、缺乏实际基础的“死知识”。我们常说，教育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今天的学校教育只重智育，对于其他教育很少重视，尤其是与实践联系较密切的劳育、体育，更不受重视，此举乃教育上的偏颇之处。辩证唯物主义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际上强调的是二者同时进行，不能分开的。今天的教育却将理论与实践截然分开。学校教育阶段重理论而不重实践，社会实践阶段则重实践而不重理论，总不能很好地将二者结合起来。我们讲，学生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无非是能够学以致用。学而不能用，不如不学。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更能增长见识。

       总之，今天的学校教育以教师课堂教授为主，学生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且学校教育的内容脱离不了“类教育”的限制，冲不破狭隘的教育观念，教师与学生专而不博；最重要的是学校教育实用性不强，教育脱离实际而空谈理论，只重“教学”，而不重“做”，多把学生培养成为形体衰败、神智损伤的书呆子。这种学校教育一定要改革，而以上所讲孔子的教育主张，不失为救治当今教育的良药。我们应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