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要过年了，村上的大喇叭里样板戏天天吼叫，可是家里实在没什么可过的，父亲总是吃完饭在联盟家的大门口跟队上的人下象棋，妈急的团团转。这年咋过啊！我跟妹妹常打草养了两个长毛兔，本是供我们上学用的，可是后来成了家里的唯一经济来源。但两个月兔毛才能卖到两块钱，不济事啊。

直到大年三十的那天，家里只有用红高粱压的活络红面，大家都叫“钢丝面”。才四岁的弟弟红卫一看见就哭着说他不吃，原因是吃了拉死太挣人了。那天妈说叫我去北其村姨妈家取些大油回来过年，我就去谦逊家借了自行车去了。

那天的雪很大，也不是现在的柏油路面，坑坑洼洼而且很滑。路上几乎没有人，好在姨妈家不是很远，我怕摔了人家自行车没钱赔，所以就不敢多骑，多是推着走。

去姨妈家取了大油，姨妈给我夹个肉夹馍，我吃了一口就偷偷装进口袋拿回家给妹妹弟弟吃。

姨夫跟姨妈叫大我两岁的姨哥张发展送我，出了村口，姨哥说叫我坐在车子上他骑上送我，我说路太滑了不敢骑，他说不怕，我就坐上去了，姨哥就骑上车子一起走了。我心里很害怕，果然快到北其西堡子时候脚下滑倒了，把我甩出两米多的麦田里，他也摔了跟头。我俩从地上爬起来相对笑了一下，也没说什么。可是一推自行车不能动了。一看是脚踏那个轮子，大家叫“牛腿”的东西歪了。我就跟着姨哥去西堡子一个人家去修理，但那人也没有办法。姨哥说，算了，你就这样推回去，到你夏候村铁匠那里修去吧。

我无奈的低下头，悻悻地推着自行车冒着风雪回家。

刚推开头门到了院子，在房子听到响声的小妮跟红卫见我回来了，很高兴的一起跑过来，妹妹就接过我手上的布袋子，弟弟雪地滑倒了也不顾，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拉着我的衣服：“哥，你得是给咱拿的肉？”

我心里很气自行车坏了的事，路上又那么难走，冻得我全身发抖，火正没出发，就骂了红卫：“拿的稀死你吃不！”这时妈听到了，一下子过来就打了我一个耳光，再用脚踢倒我，再用也不知是条帚还是什么在我身上狠狠的边打边骂：“侯你回来侯不见，你还把死给我拿回来了！车子龙头坏了怪谁啊你！”

后来我想，因为我们修理自行车误了很长时间，妈也等急了，肯定也很生气，以为我去玩了。

从小父母亲常打我，我也习惯了，挨打也不哭，就这样挨着。似乎儿子就是叫父母打的一样。妈打完我就去做饭了，等我翻身从泥雪地上爬起来，抬起头时却见父亲站在我的跟前，我心头一紧，准备再接受父亲一顿打了。可能是因为过年吧，父亲却没有打我，只是默默地去扳弄着自行车的龙头，他可能听错了，以为是龙头歪了，我也不敢说话，怕父亲再打我。

我偷身就到前院去把那半个肉夹馍从口袋掏出来给了红卫，弟弟却说“哥，血”，我一看手背上有很多血，我鼻子被妈打破了。

那些年生活艰辛，父母亲都是老实的土农民，毫无出路可想，心里总是没有平静，常常因儿女的成长而发愁，两人便常吵架、打架。再就是拿儿女们出气，以泄对人生困难的愤懑。其实也并不是我们一家，就我们村上几乎多是这样的家庭，但我们从没任何人怨过父母的残暴。

那一年我十五岁，我觉得已经很大了。

第二年的初中暑假时，我跟村上的五亭，胜利三个人去县城砖瓦厂用架子车拉砖头挣钱，一个孩子每天拉五百多斤重的砖块，自己装自己下，从现在东关的化工厂深坑里拉上来，再绕现在的市政街整条，再到泥河沟大桥前的石油仪表二厂，一个来回要十几里路，一车挣五毛钱，每天能跑四趟。肩上又是肿又是血，疼了就用手砸两下，麻了就不知道疼了，腿疼还是最小的问题。饿了吃自己带的干馍，渴了就水龙头喝个够。晚上就睡在砖瓦厂的大院子自己的架子车上，根本谈不上铺盖。跌倒就睡着了。就这样二十天挣了三十五元。要开学了，回家时，我给妹妹买了本小人书五毛钱，给弟弟买了个小手枪一块钱，买了一块钱猪肉（不知道肉在热天会坏的，舍不得吃拿回家结果全坏了），我们三人在代营食堂每人吃了一碗素面一毛钱，买几个白蒸馍一个五分钱，三个人合买了几个香蕉，五亭连皮一起吃，胜利刚剥了皮就掉到地上了，我吃了个坏的，一路三人都不停拉肚子。因为都是第一次吃香蕉。我共花了五元钱，把剩下的拿回家给妈了，妈看我衣服上尽是血迹，抱着我哭了半天，而我并不觉得苦，穷人家的孩子苦水中长大的嘛。二十天没换过衣服，根本就不知道小孩子还要穿裤头啊，那年我十六岁；

再后来，我在县城上高中了，学校天天批林批孔活动，我就在年前休学一个月，跟邻居的王秉财去西安打工，当建筑工人盖房子，理发时人家问我这么小为什么不去上学当民工，我说我不喜欢上学。我能说我家里穷等钱过年吗？现在看到街上的小叫化子，就想起我在西安当民工的样子。一个月挣了九十元。妈说那一个年过得最好，大家都笑了。妈用这个钱给小妮跟红卫都买了新衣服，那一年我十七岁；

再后来，我发奋要当个作家，正经上了一年高中，好多书都是在那一年看的，那年我十八岁；

再后来，高中毕业了，那时是元月份毕业，毕业之日我就到青海当兵去了，第一次离开亲人们开始了我的独立人生。红卫开始上学了，那年我十九岁。

到部队一个月，又要过年了，我在紧张的军训之余又在想，家里年怎么过啊？父亲还在下象棋，妈还是那么整夜的睡不着觉叹息着，生产队肯定是分不到钱的。同时替代我挨打的又是弟弟妹妹。而我每天都能吃上白馍白米。想着就怆然含泪。年前部队发津贴费了，每人5元，加高原补助费3元，共9元，我就向高中同学又是战友的郭志生借了1元，共10元寄回了家。寄钱的那天去当地的邮局怕战友们笑我家里穷，就一个人去了，结果一去才发现，好多人都在为家寄钱，而且多是寄5元，这样我心理平衡了很多。

从小邮局出来，站在零下三十度的青藏高原荒漠中，身穿毛大衣毛皮鞋的军装，迎着从没见过的凛冽风沙，遥望陕西老家方向，我心里却无比欣喜，这回家里有钱过年了！

这就是那个时代穷山村的孩子们从少年转入青年的黄金时期。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一批热血小伙子们都成老汉了！

注：本文响石潭转载自老哥的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