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试点“家庭医生”一年的喜与忧
沈华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挂号费只要两块钱?第一个看专家,还不用重复做B超?”来上海同仁医院看胆囊结石的沈华年,觉得自己刚刚享受了贵宾待遇。而他,只是一个签约了家庭医生的上海“平头百姓”,他的通行证,就是其签约医生陈华开具的转诊单。
在上海,像沈华年这样的患者至今已有75.98万户,209.9万人。自从2011年4月,上海作为一个医改重镇在10个区县试点家庭医生制度以来,“一家一医”正在全市范围内,逐渐从梦想变成现实。
但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少医生、待遇低、缺药品,却让它的脚步“难快起来”。
首诊找家庭医生,告别当“无头苍蝇”
“喂,陈医生吗?我家有人血压又高了,呼吸有点不畅。您能不能过来看看?”自从签了家庭医生,颜媚娟一家但凡有个“头疼脑热”,再也不用为“看病难”犯愁。
不多会儿,她的家庭医生就到了。测血压、诊疗、开药……大医院能做的一项不落。如果情况严重,家庭医生会直接联系上级医院或者建议拨打120,在等救护车期间,她的医生也不闲着,随时在身边救治。
一年前,家住上海市长宁区的颜媚娟,可不是这么看病的。
用她的话形容,有点像无头苍蝇“没方向”。“以前,不管什么病都去中山医院。排长队挂号,见了医生,也没太多时间交流。大医院开的药还很贵。”
她的看病经历,与很多人相同。在上海市卫生局基层卫生处处长刘红炜看来,以社区为依托的家庭医生制,就是一道“滤网”。困扰老百姓的常见病、多发病,经过这些全科医生一“筛”,能及时救治的不再费时费力,不能就近解决的,再有序地转向二级医院。
糖尿病、高血压、慢性呼吸道疾病……据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社区的家庭医生陈宇介绍,他们接触的患者,病症一般要比二级、三级医院的轻得多,但要广得多。
“比如,高血压在上海的发病率是23.6%~23.9%。如果说大医院的专科医生是修理机器的‘高精尖’,我们就是给大家的身体机器‘上润滑油’的多面手。”她开玩笑说。
在上海,家庭医生95%以上是国家认证的全科医生。像很多西方国家一样,社区居民如果愿意,就“签下”某个医生,为全家服务。签约后,医生会给每个人建立健康档案卡,记录体检状况、家庭病史,并定期“上门追踪”。
“测血压,测血糖,做移动心电图、心肺听诊和拍照片采集信息。”说起上门服务的内容,陈宇医生如数家珍,但若发现哪个患者“病情突然爆发”,就迅速转诊。多数情况下,上午联系,下午就能住上院。
沈华年已经尝到了转诊的“甜头”。需要做手术的他,走的是上级医院的“绿色通道”。“目前,上海试点的各个区县基本都打通了这个通道,上级医院会保留一点医疗资源,来‘接手’下面的转诊患者。”刘红炜说。此外,通过家庭医生,之前看病的“死档案”也变活了,上级医院不用从头看起。出院后,患者还能回到家庭医生那里继续治疗。既省了钱,又有连续性。而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沈华年、颜媚娟们“签医生”是免费的,只用付药费,预约上门一次15元,对残疾人,这15元也免了。
4000人才缺口的背后:待遇相差一半
在欧美,家庭医生被称作居民的“健康守门人”。颜媚娟所在的社区,已有80%以上的居民签了家庭医生。
“你好陈医生,能再替我家老刘查查胆囊吗?”“你心脏要注意了,等一下帮你做个心电图。”上海的家庭医生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地,同时留下24小时即时通信电话,以备签约家庭“叫诊”。推开服务中心大门,你能在消毒水味之外,嗅到人情味。
“这里的居民和签约医生彼此熟悉、信任,所以医患关系相比二级、三级医院,要好很多。”陈宇医生告诉记者。
在颜媚娟眼里,家庭医生不是生了病才有用,“没病更有用”。“我家得心血管病的比较多,陈宇医生会给我们做预防,平时家里人也向她咨询一些健康问题。”她说,“小病随时看,得大病的几率不就降下来了?”
但问题也摆在眼前: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享受到这种个性化的医疗服务。
“缺人。”刘红炜一针见血地指出背后的原因。
他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上海在10个区县建立了7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家庭医生2000多名。但是根据国际惯例的服务标准(一个家庭医生对应服务2500个居民,或者对应800~1000个家庭),上海试点一年多,家庭医生的缺口仍有4000多人。
不独上海市,在山西太原市、江西新余市等试点区,家庭医生制度改革也在启动。但业内共识是,一名合格的家庭医生,首先至少是有资质的全科医生。而据媒体公开报道,全国这样的医生目前只有7.8万人,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在上海,成为一名家庭医生更加“艰难”。陈宇医生告诉记者,在上海,做一名家庭医生,至少要5年医学本科以上学历,经过600学时的远程理论培训和3~6个月的实践培训。最后考取专业上岗证,工作之后还要不断晋级,同时,面对24小时“叫诊”,要有高度的耐心和热心。与付出相比,家庭医生的待遇却不是“香饽饽”。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平均下来,上海一名家庭医生的月收入税前在5000~6000元,这与大医院医生相比有明显差距,有的要差一半左右。
陈宇医生告诉记者,家庭医生的待遇由两方面构成:一是基本工资,二是岗位津贴和劳务奖金。“劳务奖金就要看谁服务的家庭多、服务得好,谁的收入就高。”
“国家推出绩效工资后,对上海这个制度也有影响。绩效工资面对的是中西部地区,重在强基层、保基本,但在上海,相当于把家庭医生的服务限定了上限,又回到‘大锅饭’层面上。”刘红炜表示,“服务少了,收入就减少,不利于调动家庭医生的积极性。”
据陈宇医生介绍,上海试点一年多来,社区里的家庭医生团队基本“锁定”在10名左右。有的医生只接待社区门诊,都忙不过来,对患者“叫诊”,只能提供电话咨询。久而久之,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我希望,能跟我的医生有更多交流,第一时间得到指导和用药提示,还能上更多的保健课。”颜媚娟说。
刘红炜告诉记者,为此,上海正在着手建设一个包括培训中心、临床基地、社区基地在内的全科医生培训体系,今后计划每年培养500名全科医师。
“但待遇问题得不到解决,人才缺口恐怕会一直存在。”刘红炜说。
他希望家庭医生在收入上,能和大医院的医生相当,至少与同级别的人员保持平衡。“建议试着把部分医保经费,交由家庭医生管理。如果他服务得好、管理得好,会有一部分结余用作提高待遇。但这个方案,需要医保政策的相应扶持。”
基药制度和观念都需“调适”
虽然颜媚娟很满意她的家庭医生,但有时,也不得不往上级医院跑。她的理由透着几分无奈:“基层医院,缺药。”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家庭医生制度正在尝试解决医改的两大难题:一是看病排长队,医患矛盾突出;二是不合理治疗,滥用医保。
为此,家庭医生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对患者尽量用基本药物,避免“大处方”。而签了陈宇医生后,颜媚娟一家也乐意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拿药了。“陈医生推荐的药,不太有花花哨哨的,很多基药比大医院便宜10%~30%,疗效也不差。”但一到月底,某些基药“断粮”的风险,隐隐闪现。
“社区用药相对二级、三级医院,要单一得多,加上经费有限,本来可能有100种药,到月底一些药就‘断档’了,只剩50种。”陈宇医生慨叹,药物是治病的“武器”,医生没了武器,医术再好也力不从心。这也造成了患者从家庭医生身边“流失”。
据沈华年观察,身边的签约家庭中,有三成是“因药流失”的。“1个月的后20天,就可能没药了,药品种类也不全。老是去上级医院配药,一来二去,大家干脆绕过家庭医生了。”
而据刘红炜介绍,目前,国家规定的基本药物是307种,上海增补到了381种,“总量是全国最多的,基本能够满足需求”。但陈宇医生建议,国家不妨进一步加大投入,增补基本药物目录。“毕竟上海不少人收入比较高,用药习惯也千差万别。即使不是‘零差价’,药品价格有适当浮动,老百姓也是能理解的。”
陈宇医生告诉记者,另一个阻力恐怕更为深远:观念。“更确切地说,是很多老百姓——包括医生同行,对‘什么是家庭医生’还不了解,对家庭医生的医疗水平,还不信任。”她回忆,在四五年前这一概念刚刚引入时,老百姓普遍犹疑,有人在家庭医生主动上门服务时,连门都不敢开。
今天,观念正在调整,但未有根本改变。上海一项调查显示,有75.4%的受访市民对家庭医生制度表示赞同。但2011年4月另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显示,10.5%的受访者对家庭医生制度仍不看好,主因是对医术没有信心,顾虑重重。
“其实,如今家庭医生基本都是主治医师,只是和三级医院专科医生在看病分工上有不同。但不少老百姓对家庭医生有成见,宁愿去大医院排长队。”上海徐汇区虹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长任雪雷向媒体表示。
刘红炜说,不管是医还是患,对这个制度都在由陌生到熟悉。“总结而言,家庭医生制度并不是医疗卫生体系单方面的工作,它的完善和成熟需要很多方面的帮助:财政要怎样投入?医保制度要怎样改进?拨款的资金管理怎么分配?家庭医生的编制是怎样的?更需要国家发改委、人社部等多个部门‘合力’。”他说。
在陈宇医生看来,能成为中国头一批家庭医生,她很骄傲。“作为‘健康守门人’,如果某项病的发病率能降低百分之一,就收益无穷。”她说,“由于今天的努力,20~30年后,我们就能收获成果。”(记者 王梦婕 实习生 李北平)